中国人的故事 | 《甄嬛传》开播十年！导演郑晓龙：古装剧也需反映时代

中国青年网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 杨月）流水的古装剧，铁打的《甄嬛传》。2021年11月17日是国民“下饭神剧”《甄嬛传》开播十周年的日子，《甄嬛传》主演们集体发文庆祝《甄嬛传》开播十周年，字里行间慢慢都是“回忆杀”。不只《甄嬛传》，《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四世同堂》《编辑部的故事》《刮痧》《金婚》……这些堪称经典的剧目，都出自郑晓龙和他的团队。

郑晓龙。资料图

郑晓龙，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导演、编剧，多部作品获“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奖”。郑晓龙的职业生涯始终充满着“不安分”，他总想在不断尝试中寻求艺术上的突破。因此，他的不少作品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都具有标签性意义。探索路上，“不安分”的“电视剧教父”也遇到新问题：电视剧《功勋》和近期争议不断的电影《图兰朵》同期进入观众视野，郑晓龙面对着口碑评价褒贬不一的局面。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郑晓龙。

古装剧也要增强剧作的厚重感和感染力，

没有好的价值体系是不行的

很多90后、00后观众是因为《甄嬛传》认识郑晓龙的。该剧的播出，引发收视狂潮，甚至打开了海外市场。郑晓龙将原作者凌空虚构的故事“落地”到清雍正年间，通过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残酷现实，展示了后宫与前朝盘根错节、复杂多变的关联。甄嬛从不谙世事的单纯少女，最终成长为一个善于权谋的深宫妇人。拍了那么多现代剧，拍一部古装剧《甄嬛传》也大获成功，让不少人说郑晓龙总是“踩在流行点上”。

《甄嬛传》剧照。资料图

“我没有故意踩什么流行的点，但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持关照现实，所以很容易就踩上了。”郑晓龙说，《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都是以现实主义态度做的，2014年《求是》杂志第一期有一篇评论，提到甄嬛是对封建制度下婚姻的批判，这令郑晓龙非常开心，觉得说到了自己心里。

“我们不是讲古时候卿卿我我的爱情，之前一些古装剧把宫廷讲得美好快乐、皇上至情至性，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看这个小说是因为有一个好的人物关系，但如果没有好的价值体系，是不行的。我把剧情设置到雍正年代，就是希望增加对封建制度的批判。”郑晓龙说。

现在观众看到的《甄嬛传》，是郑晓龙和团队大刀阔斧改编之后的。安陵容在原著小说中是因为跟甄嬛的哥哥相爱，后来和甄嬛反目。但郑晓龙和团队将其改成了“安陵容的父亲安比槐因军粮的事儿被牵连了，找甄嬛但认为甄嬛不帮她，才投靠皇后，跟甄嬛反目”。

在郑晓龙看来，封建社会，皇帝选妃，选的都是官家女子，利用后宫平衡前朝，利用前朝平衡后宫，华妃就是这样的悲剧，不只是年羹尧跋扈，皇帝才开始防范她。而是一开始就防范，欢宜香就是明证。“皇帝不可能和妃子们产生真正感情，皇帝也不可能对一个女人真的长情，祖制就不允许，只是开枝散叶，雨露均沾，从而让封建世袭制度一代代接续，团队是带着典型的批判思路去拍的。”郑晓龙说。

“美国版《甄嬛传》的介绍词是：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弱女子，对抗整个大清帝国。都很真实，但一些观众却认为是体现‘腹黑’，我觉得就是没看懂我们的用意。”郑晓龙说，延安文艺座谈会要求文艺对封建落后的要批判，《甄嬛传》积极的社会意义之一就表现在，甄嬛想得“一心人”，但得不到，虽然贵为太后，还是很落寞很无助。

《甄嬛传》海报。资料图

“《甄嬛传》主要是宫斗，在《芈月传》里宫斗少了，这里的宫斗不仅是为了争宠，更有家国情怀。战国时代，嫔妃基本都是各国的公主，联姻、和亲是基本的婚姻形态。各国通过这种方式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嫔妃之间的争斗，反映的是各个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甄嬛传》之后，郑晓龙对《芈月传》有着新的深入思考，芈月反对世袭，重视军功，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转化过程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古装剧也要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创作精神，不是简单展现宫斗，唯有如此才能增强剧作的厚重感和感染力。”郑晓龙说，《甄嬛传》的主题是批判，《芈月传》则努力想带给观众积极的励志。

文艺反映生活、影响生活，

创作者要有这种担当，也要有这种自觉和魄力

1982年，刚大学毕业的郑晓龙，来到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原北京电视制片厂）。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他从编辑一路升任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郑晓龙在这里工作了27年，曾完成过多部“自上而下”的作品，斩获诸多“五个一工程奖”。

“第一次讨论《渴望》的剧本，我们一堆人在饭店讨论了四五天，当时初步准备写主要发生在家里的一部剧，所以定为室内剧合适。同时有工厂办公场景，需要大量外景。第二个需要确定的就是，主角是谁。我们希望反映生活中的真善美，就选择刘慧芳这样的主角，定位为年轻漂亮，又善良又贤惠，为家人努力，然后再有了王沪生、有了丢孩子的情节……但无论情节如何设计，都要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展开。”如今，回忆《渴望》的剧本初创，郑晓龙还会感慨创作环境对创作者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电视剧《渴望》海报。资料图

那时候，一批年轻创作者聚集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王朔、苏磊、朱小平、陈建功等青年作家，都和郑晓龙一起做过剧本。从小说改编或领导给题目，到走向独立创作，郑晓龙时常与身边活跃的文学青年在一起寻找选题和思路。正是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北京人在纽约》《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等一大批现象级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先后破土而出。然而近年来，进入观众视野的这类电视剧不多反少，剧越来越多，很多观众却还是大呼“无剧可看”，原因何在？

在郑晓龙看来，“我们现在大量现实题材的剧，却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比如偶像剧、韩剧，是现实题材，但不是现实主义。一些偶像剧里生活都搞得那么美好，那不是现实主义，但确实很多年轻人喜欢。时尚、现代，还用一些浅显的有趣的方式，让年轻人容易‘看进去’，却不再深刻思索国家、社会、人生，这个现象决不可取。现实主义对生活细节、逻辑安排是合理的，我们拍《金婚》《永不放弃》等，都属于当年的爆款，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还有《春草》《我是老板》，讲改革开放进程中小人物的命运。”

让郑晓龙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带着现实主义思考的剧集不仅收获了高收视、好口碑，还发挥了一些意外的作用。“《北京人在纽约》，起初大家觉得会不会太贬低外国了？但是确实‘洋插队’不像大家想象那么美好，那一年我们的‘出国热’确实一定程度上降了温，这就是一部剧对现实的影响。”郑晓龙回忆，《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剧组获得了公安部表彰。《金婚》播出后，妇联告诉他当年离婚率甚至出现了一定下降。

电视剧《金婚》海报。资料图

“这就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直接的影响，更别说现实主义反映的人性美好、对人性黑暗的鞭笞，给大家带来的启发有多少了。我们的时代还是现实主义的态度，文艺反映生活、影响生活，创作者要有这种担当，也要有这种自觉和魄力。”郑晓龙说。

真实地反映时代，真正深入生活，

直面生活中的问题，才能做出真正成为高峰的作品

日前，由郑晓龙担任总导演的电视剧《功勋》也在热播中。该剧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创作的重大现实题材作品、“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播活动剧目，系首部全景式展现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真实故事的电视剧。对于《功勋》这部新作，郑晓龙说“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从整体看，应该算交上了一份及格的答卷”。

“搞传播的人，要懂接受心理学，懂观众的普遍接受态度，否则事倍功半。”郑晓龙回忆《功勋》的拍摄过程，摄制团队一致认为要先考虑到观众“接受什么样的”“不接受什么样的”：“空喊口号，搞伪激情，过度拔高，观众不接受，认为不真实。英雄，指的是他的事迹，而不是口号。”

电视剧《功勋》海报。资料图

在郑晓龙看来，当观众不能感受到人的美好的时候，就不接受，观众能感受到的时候，就很容易接受。“比如，朴实的人物，表达他们的朴实很重要。不要拍摄成‘带领群众怎么奉献、多么伟大’。他们就是默默无闻的，心里没想过自己多伟大。一心踏踏实实做工作，最后就可能出成绩。”郑晓龙举例说，《功勋》中，也有像张富清这样的人物，没有什么耀眼的成绩，但他的品格在那儿，多年来深藏功名，所以组织上把他树立成功勋楷模。“我们希望是吸引观众去看，而不是组织观众去看。”郑晓龙说。

怎么判断一部剧的优劣？郑晓龙说，自己一直坚持两条标准：“一是人设、语言，要符合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的真性情。很多作品不说人话，不按照正常人标准做事，很可笑。二是价值观是不是正确，电视剧一定要讲社会主流价值观。”

《功勋》剧照。资料图

具体到创作中，郑晓龙认为，不管是写历史中的人，还是写现在的人，文艺作品人物塑造都应该突出其“典型性”，反映现实中的人物、人性、人格，人的尊严、美好等，真实剖析他们具有的各种各样的缺点、优点、性格、思想、价值观、欲望。

民族大事或创作忧思，郑晓龙皆能汇成一锅饱含人情味的高汤。这种人情味，源于他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坚持。他认为，每个人在戏里的个性，和对社会的认知，事先都要有源于生活的设计。

犀利的日常观察，往往令郑晓龙的作品成为在时代热销的精神食粮。拍摄《北京人在纽约》之前，郑晓龙曾去美国体验生活半年。在美国的那段时间，郑晓龙修改了原著中的一些情节：加了大卫这个人物，加了王启明和郭燕离婚的情节，大卫会说中国话，在中国做传教士，在台湾当过兵等。在郑晓龙看来“这是典型化”：“去了美国，当然得跟美国人发生点联系，而中国人讲究‘夺妻之恨、杀父之仇’，我把你生意给抢了，这样才有意思。”

谈及创作技巧，郑晓龙说自己还有一个坚持，就是语言要符合人物的真性情。比如《甄嬛传》中有许多到如今还流行着的话，皇后的“臣妾做不到啊”和华妃的“贱人就是矫情”，都成了被网友“玩坏了”的典型语言。

“在特定的那个氛围中，让你觉得很真实地反映了这个人物的形象，那这种语言就是成功的。语言的设计要看人物身份，不同身份有不同语言，要注意语言的文学性、生活性的统一，如知识分子与农民工的语言不同。什么时代讲什么时代的语言，古装剧带点文言，观众会比较容易理解那个时代，故意用白话，是另外一回事。”郑晓龙说。

谈及“文艺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的问题，郑晓龙说自己总在想：什么是高峰？缺什么样的高峰？得奖的？挣钱的？他说“都不一定”。大浪淘沙，历史时空留下来的优秀的经典的明珠，就是高峰，经得住时间考验。在郑晓龙看来，中国走向伟大复兴，就应该出伟大的作品，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高峰，不是“说这个是高峰，它就是高峰”，而是要被时间考验、被人类共同考验的。

“《红楼梦》当初是禁书，现在是高峰。汉朝骈体文，当初辞藻华丽、用典准确，但是用于宫廷文学，只为皇上歌功颂德，历史就不可能给留下来。最后留下的，比如《窦娥冤》，比如明清的小说，留下来的是真实的反映。”郑晓龙说。

除了审美、娱乐，文学作品还有认识的价值。他又以《红楼梦》为例，认为《红楼梦》就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的作品就是俄国农奴社会的镜子。“最重要的就是现实主义态度，真实地反映时代，形象大于思维，艺术家、创作者，要真正深入生活，直面生活中的问题，真实反映其优点缺点，不加虚饰地反映，才可能做出真正成为高峰的作品。”郑晓龙说。（杨维琼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