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促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较好复苏态势，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目前疫情形势和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预计今年GDP实际增速约为5.3%，在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应将稳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全局性任务。进一步巩固经济恢复态势，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兼顾长远，为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打基础、聚动能。

主要经济指标走势

2021年，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较好复苏态势。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外贸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比重提升，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有所增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有效推进，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进一步凝聚。

展望2022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疫情失控和供应链危机可能继续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阻碍，而通货膨胀、金融市场风险、应对气候变化压力、各国政策权衡与协调困境等因素更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

我国经济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共同作用，2022年增长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具体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判断如下：

一是上半年稳增长任务较为突出。预计今年GDP实际增速约为5.3%，高于过去两年平均增速，表明经济继续处于恢复态势，但受疫情影响仍将低于潜在增长率，宏观经济运行仍处于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产出缺口为负的状态。分产业来看，疫情以来工业增速快于GDP增速、服务业增速慢于GDP增速的格局会延续，但边际上将有所缓和。预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与过去两年平均增速大体持平，服务业增加值增速略高于过去两年平均增速。

二是CPI温和走阔，PPI逐季回落，剪刀差收窄。综合考虑大宗商品价格传导、部分领域关键零部件供应短缺、猪肉价格可能触底回暖等因素，预计今年CPI涨幅呈现逐步走阔态势，全年平均上涨2.4%，仍处于温和区间，出现全面通胀风险的可能性不大。在部分门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势趋缓，以及我国多项保供稳价政策作用下，预计我国PPI涨幅将呈现较为明显的逐步回落态势，全年平均上涨5.7%。在CPI涨幅温和走阔、PPI涨幅回落的作用下，剪刀差将明显收窄。这一方面意味着2021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成本推升型结构性通胀格局将有所缓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上游价格传导转嫁的过程中，中下游行业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以及终端消费者仍将承受更高的通胀成本，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家装、五金等领域价格上涨压力较大。

三是就业总量压力小于2021年。据测算，今年将新增劳动力1531万人进入就业市场，比2021年多88万人。但考虑到今年是退休大年，退休人数大幅增加，可释放出的就业岗位比2021年多436万个，加之疫情后经济恢复势头延续等宏观环境因素，今年总量层面的就业压力将小于2021年。同时，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匹配、部分制造业企业招工难与部分青年群体就业难矛盾并存、青年大学生就业质量不高和隐性失业等结构性问题仍须引起重视。未来几年，预计劳动力市场“大进大出”的格局仍将延续，这也为渐进式实施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创造了空间。

随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逐渐恢复，以及疫情基数效应的不断减弱，我国经济增速总体平稳运行。从季度上看，GDP增速将呈现小波震荡走势。从结构来看，由于疫情对三产负面影响大于二产，在负面影响完全消除之前，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经济整体增速这一趋势仍将继续。预计今年基建投资将对经济增长形成温和托底作用；消费有望进一步恢复；出口继续保持一定韧性，但增速将比去年显著回落。

重点关注企稳保供防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今年需关注的风险点，应继续做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工作。具体到经济领域，在全球疫情阴霾未散、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需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避免经济增速过度放缓。经济增长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基准情形下，今年实际GDP增速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只要加强政策支撑力度，经济增速不会跌破5%。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动能自2021年7月份以来持续处于偏弱状态，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企稳迹象，也进一步印证了稳增长的必要性。经济增速过度放缓的风险需引起高度重视，短期可能使得原本某些潜在的风险加速暴露，结构性矛盾也将表现得更为突出，增加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难度。

防止初级产品供给短缺。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人民利益。当前，我国初级产品供给短缺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业初级产品供给能力亟待增强。铁矿石、煤炭等部分工业初级产品出现阶段性供给短缺，价格上涨，导致大量中下游小微企业承压明显。二是农业初级产品供给能力仍需强化。得益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向好，但面对全球性粮食危机，仍需强化粮食等农业初级产品的供应保障能力。三是石油、铁矿石、大豆等初级产品进口依存度超过70%，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关键核心元器件进口依赖度较高，技术创新亟待突破。

客观认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精准有效落实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坚持通盘谋划、久久为功。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了不利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精准有效落实的现象。如将长期目标短期化，对高耗能项目“一刀切”关停，煤电项目抽贷断贷等，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地方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高碳、减碳动力不足，仍存在以扩大内需和稳增长之名上马高耗能项目的冲动。由于缺乏全国统一且具有权威性的碳排放核算监测体系和绿色低碳评价标准体系，实现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考核制度转变还有大量基础性工作要做。

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引发的外溢效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实施了历史性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股价、加密货币、房价等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创下新高，全球债务也再度创出历史新高，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美联储正在启动缩减购债计划，议息会议公告显示今年还可能实施多次加息。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引发美元回流，抬高美元币值和美国国债利率，从而改变大类资产定价基准，届时一方面可能触发国际金融市场上前期积累的风险，另一方面可能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风险。

加强逆周期调节和协调联动

在对经济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综合短期宏观调控和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考虑，为促进我国经济恢复更加稳固和平衡，要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作为全局性任务。适度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同时做好跨周期调节，注重加强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联动。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一是继续保持适当的赤字规模，支出节奏适当前移，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通过财政支出助力供给侧固本培元。三是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与“十四五”重大投资项目匹配度，提高地方债发行和使用效率，提高社会资本参与专项债项目的积极性。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改革户籍制度，降低人户分离人口比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收支矛盾。五是针对疫情局部散发的局面，研究设立补偿救助措施，稳定市场主体尤其是服务业中小微主体的预期和信心。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上半年货币政策在坚持稳健基调的基础上，边际上可适度宽松，保持实体经济流动性合理充裕。一是统筹用好再贷款、再贴现、直达工具等结构性工具和货币政策总量工具，保持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有力有效的作用。二是供需两侧双管齐下，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缓解信贷需求端的不合理约束，适度提高市场化高效能主体的信贷意愿；增强对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支持力度，提高银行体系信贷投放能力。三是有效降低实体经济存量债务利息负担，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错配等因素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造成的成本上升压力。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加快破除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一是扩大市场的就业容纳能力，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减负力度，优化保市场主体援企稳岗的方式。二是促进制造业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互动融合，增强制造业就业机会对青年劳动者的吸引力，缓解制造业招工难问题。三是持续扩大服务业就业的吸纳能力，科学统筹促进生活服务等密接服务业加快修复，吸纳更多农村适龄劳动力到城市务工，提高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四是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普惠性和政策精准性，将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转军人、失业群体、就业困难人群等作为就业政策关照重点，把吸纳已育妇女就业情况纳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考察。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一是强化科技创新在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优化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支持体系，着力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问题。二是强化能源生产供应能力。加快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有效发挥煤炭、煤电等传统能源的托底作用，持续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推动新能源和传统能源形成保障合力，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优化。三是强化粮食现代供应链建设。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数字农业等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推动重要农产品国际合作，扎实提升粮食保供稳价能力。四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围绕提升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去隐患，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与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应用，加快推动关键初级产品产业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与数据化管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安全性和抗风险性。五是强化初级产品自主供给能力。坚持顶层设计、科学精准谋划，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分类分批有序降低不同初级产品进口依存度，保持关键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控制在合理区间。

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坚持全国一盘棋，通盘考虑碳达峰碳中和有关能源和经济政策落实。健全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碳排放核算与监测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实现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完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编制出台分行业、分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和各项保障方案。深化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和安全。大力推进燃煤发电智能化发展，逐步推动煤化工产品高端化，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发展风电、水电、光伏发电，安全发展核电项目，稳步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加强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力度，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优化新能源开发布局，在新能源资源富集地区规划建设一批以新能源为主的电源基地，加快构建新型智能电力系统，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利用能力。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推进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重点行业领域绿色化改造，不断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积极总结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经验，扩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范围。完善生态文明财税支持政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要审慎做好房地产市场稳房价、稳预期、稳投资工作，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一是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个别头部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和群众利益不受损失。二是审慎管理四五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做好稳房价、稳预期工作。避免房地产企业在“三道红线”压力下为补充流动性出现过度降价促销，引发部分四五线城市房价下跌压力，加剧房地产行业债务风险。三是稳定房地产市场投资和消费。疏堵结合，合理增加人口净流入城市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以及相关土地指标和信贷供给。合理保障资质良好的刚需群体的住房抵押贷款需求。加强住房开发贷款集中度管理，防止中小商业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个别房企。

坚持以我为主实施国内宏观政策，防范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引发的外溢风险。一是密切跟踪研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宏观经济形势、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变化，针对发达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外溢效应进行沙盘推演，提前准备政策预案。二是在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的窗口期，要审慎做好资本项目管理，防止热钱大规模流入流出。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三是坚持以我为主实施国内货币政策。面对中美经济周期错位、增速差收窄的格局，适度调高稳增长在宏观政策制定中的权重，避免货币政策跟随美联储被动收紧，避免人民币“一揽子”汇率跟随美元指数被动升值。四是密切跟踪分析外需外贸形势以及外贸企业经营情况，及时动态调整应对措施，巩固疫情期间新增的海外市场。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执笔：李雪松 冯 明 娄 峰 左鹏飞 孙博文）